1953年冬天的一顿饭炒股配资网站来，气氛原本很平常。
刘思齐照例去中南海吃饭，饭桌上几位熟人聊起了朝鲜战场的事儿。
她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岸英回来后去哪儿工作？”筷子放下的声音有点重。
几秒钟的沉默之后，谁都没接话。
那一刻，她心里忽然咯噔一下。
毛泽东抬起头，表情沉下来，说得不多，只一句：“思齐，岸英已经不在了。”
整整两年，她都不知道丈夫牺牲了。
这事儿，在今天听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理解。
但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决定都不是个人情感能左右的。
事情要往前推到1950年秋天。
那时候中国刚刚建国不到一年。
国内的局势还没完全稳定，国际上又起了风波。
朝鲜战争爆发，志愿军要入朝作战。
毛岸英主动请战。《志愿军战史》里有过记载，他是第一个报名的干部之一。
不是出于一时冲动。
他去之前，特地去医院看望刚做完阑尾手术的。
那天北京已经很冷了，他握着她的手，说：“我可能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通信也不方便。”又叮嘱她：“别耽误学业，岸青生活自理能力差，要多帮帮他。”
走到医院门口时，他转身回去，给她深深地鞠了两躬。
这是最后一面。
那年11月，朝鲜北部的大榆洞美军空袭，志愿军司令部中弹起火。
毛岸英和高瑞欣当场牺牲。
战地电报很快送到国内，但消息没立刻公开。
周恩来、彭德怀、杨尚昆几个高层商量后决定，暂时不告诉毛泽东。
毛泽东知道消息的时候，是1951年1月。
那天他看完电报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说：“他是我儿子，但战争嘛，总会有牺牲。”
身边人说，那天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很久，桌上那杯冷茶都没动。
刘思齐那边，也一样被瞒了两年。
她照常去学校上课，周六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，照顾岸青。
有人问起毛岸英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他在外地工作，没法通信。”
时间一长，她自己也开始觉得不对劲。
可每次问起，毛泽东都说：“他很好，你放心。”
直到那顿饭，没人再瞒得下去了。
她听完消息，没说一句话，回到住处后，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眼睛都肿了，邻居说她看了一上午窗外，一动不动。
几天后，她鼓起勇气去见毛泽东，问：“爸爸，岸英牺牲的时候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毛泽东很少用“爸爸”这个词称自己。
但那天，他没纠正，只是缓缓说：“岸英是在战场上牺牲的，是为国家牺牲的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鞠了一躬，走了。
谁也没想到，那场战争里牺牲的，不只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家。
很多年后，她才说出那句话：“我这辈子唯一的错，就是没和岸英要一个孩子。”
听起来像是情绪化的自责，但其实她不是冲动的人。
她出身红色家庭，亲生父母都是烈士。
她从小在战争中长大，很清楚个人和国家的分量。
她和岸英结婚时，生活并不宽裕，两人住在朝内大街一个老旧院子里，一张木板床，两床花布被子。
可他们从不抱怨。
岸英那时候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支部副书记。
每天早出晚归，和工人们一起干活，回到家看到刘思齐在灯下写字，常常会站在门口看一会儿才进门。
他们年轻，也认真。
结婚的时候，婚礼很简单，蔡畅、周恩来、邓颖超几个老同志来了。
毛泽东举起酒杯，对刘思齐母亲张文秋说：“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烈士的后代。”
那时候谁都以为，这对年轻人还有很多年可以走。
可惜，没来得及。
后来刘思齐考上了北师大，学文学。1962年，经人介绍，认识了空军教官杨茂之。
杨性格稳重，对她也非常尊重。
一开始她不愿意接受这段感情，但时间长了，被对方的真诚打动。
两人结婚后，育有四个孩子，生活安稳。
但毛岸英的影子，一直没走远。
她后来在回忆里写过，夜里偶尔会梦见岸英，还穿着那身军装，站在门口冲她笑。
她说：“如果那时有个孩子，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”
她不是后悔人生选择，而是在说一个事实。
这种遗憾，没有办法弥补。
毛泽东晚年几乎不再公开提起岸英。
身边人称呼刘思齐，也悄悄改了。
以前喊的是“岸英的爱人”，后来改成“刘老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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